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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样的春天
作者：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内容简介
 1964年的春天，我认识了摄影师冉森。我们两人有过短暂的友谊，之后他突然失踪了，有人说他去了墨西哥，带着所有的照片，没有留下一点存在过的痕迹。30年后，偶然发现的一张照片又勾连起那些尘封的往事。 其实，我并不知道冉森是谁。他有没有参加过二战？他真的是罗伯特卡帕的朋友？他为什么要离开法国，再无音讯？我回忆起当年整理的那些照片，想从光与影的定格中找寻他的蛛丝马迹。为什么我突然有了这份冲动？仅仅是因为1992年的春天和1964年的一样糟糕？那狗样的春天 

1
◆◆◆ ◆◆◆
我是在十九岁时认识弗朗西斯·冉森的，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我今天想说的是我对他了解得并不多的一些情况。
当时是清晨，在唐费尔-罗什罗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我跟同龄的一位女友在一起，冉森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餐桌旁。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然后，他从旁边一只包里拿出一台禄来福来相机[1]，相机放在仿皮漆布面料的软垫长椅上。我几乎没有发现他曾把镜头对准我们，因为他动作十分迅速，又显得漫不经心。他使用禄来福来相机，但我无法确定冉森使用什么相纸和如何冲洗，使他的每张照片都拍得十分清晰。
我们相遇的那天早晨，我想起曾彬彬有礼地问他哪种相机最好。他耸了耸肩，对我说了实话：他最喜欢用黑色塑料做的相机，就是能在玩具店买到的那种，你按下相机的按钮会喷出水来。
他请我们喝了杯咖啡，请我们再次当模特儿让他拍照，但这次在街上拍。一家美国杂志向他约稿，需要给一篇报道巴黎青年的文章配些照片，于是，他就选择我们俩来拍照：这样更加方便，拍起来也更快，即使美国杂志对照片不满意也毫无关系。他不想再做这种有报酬的工作。我们走出咖啡馆，在阳光下行走，我听到他用略带口音的法语说：
“狗样的春天。”
这种想法，他想必常常说出，是在这个季节。
他让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然后让我们站在一堵墙前，这堵墙处于唐费尔-罗什罗大街一排树木的树荫之下。我保存了他当时拍的一张照片。我和女友坐在长凳上。我感到这不是我们，而是另外两人，这是因为时光已经流逝，或是因为冉森在镜头里看到的形象，我们当时即使站在一面镜子前也无法看到：那是两个迷失在巴黎的无名少年。
?
我们把他送到他的摄影室，就在附近的弗鲁瓦德沃街。我感到他独处时有点害怕。
摄影室位于一幢住屋的底楼，可从临街的一扇门进入。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面有小楼梯通往中二楼。中二楼只放着一张床。房间里的家具只有一张灰色长沙发，还有两把颜色相同的扶手椅。在砖砌的壁炉旁边，叠放着三只栗色手提皮箱。四壁空无一物。只有两张照片。大照片上有个女子，名叫科莱特·洛朗，我是后来知道的。另一张照片上有两个男子，其中一个是冉森，比现在要年轻，他们并排坐在废墟中间一只底部破碎的浴缸上。我虽然腼腆，还是禁不住请冉森加以说明。他回答说，当时他和朋友罗伯特·卡帕一起在柏林，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八月。
那次相遇之前，我并不知道冉森这个姓。但我知道罗伯特·卡帕是谁，因为我看到过他拍的西班牙内战的照片，读到过报道他在印度支那去世的文章。
好几年过去了。但流逝的岁月远未使卡帕和冉森的形象变得模煳，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清晰：这形象在我记忆之中要比那年春天的景象清晰得多。
在照片上，冉森看起来像是卡帕的一种化身，或者不如说是受卡帕保护的弟弟。卡帕棕发，眼睛黑色，嘴角叼着香烟，显出大胆和生活的乐趣，相反，冉森金发，身体瘦弱，眼睛明亮，目光腼腆、忧郁，似乎有点局促不安。卡帕把手臂搭在冉森的肩上，并非只是友好的表示。他就像是冉森的支柱。
我们在扶手椅上坐下，冉森想请我们喝威士忌。他走到房间里面，打开一扇门，里面是以前的厨房，现被他改成暗室。然后，他回到我们跟前：
“非常抱歉，威士忌已经喝完。”
他坐着有点不大自然，跷着二郎腿，坐在长沙发边上，仿佛是来做客的。我和女友没有打破沉默。房间有白色墙壁，十分明亮。两把扶手椅和长沙发相距过远，给人以空旷的感觉。你可能会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冉森已不住在此处。三只手提箱的皮面反射出阳光，使人感到主人马上就要动身。
“如果你们感兴趣，”他说，“照片冲洗出来后，我就给你们看。”
我在香烟盒上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另外，这电话号码在电话簿里能查到，他对我们指出。冉森，弗鲁瓦德沃街九号，电话：Danton 75-21。
[1]禄来福来相机是双镜头反光镜取景照相机，于1929年开始推出销售。

2
◆◆◆ ◆◆◆
应该相信，我们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1]照片的记忆过程相同。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从未想到过冉森。我们当时相遇的时间短暂。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离开法国，而我写这几行文字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对他的回忆仍处于冬眠状态，而他却突然在一九九二年初春再次现身。这是否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和女友的照片，反面盖有蓝色字母图章：冉森所拍，禁止翻印？或者只是因为这两年的春天何其相似？
今天空气清爽，天文台的花园里树枝上的新芽已经爆开，一九九二年四月如同叠印那样，跟一九六二年四月重合在一起，也跟将会来到的其他四月重合起来。对冉森的回忆在下午伴随着我，并将永远伴随着我：冉森将会是我差点没能认识的人。
谁会知道呢？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会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并用将要找到的照片作为插图。有出版社要出一套袖珍本黑封面丛书，著名摄影家专题的。他为什么不能列入这套丛书？他列入这套丛书当之无愧。现在，如果这些书页能使他摆脱被遗忘的状况，我将会非常高兴，对这种遗忘他负有责任，他是故意要让人遗忘。
我感到必须在此记下我收集到的有关他生平的几点情况：他一九二〇年生于安特卫普[2]，他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他母亲和他是意大利国籍。他在布鲁塞尔就学几年，然后离开比利时，于一九三八年来到巴黎。他在那里为好几位摄影家当助手，后来认识了罗伯特·卡帕。卡帕于一九三九年把他带到巴塞罗那和菲格拉斯[3]，从那里他们跟随西班牙难民逃往法国边境。同年七月，他跟卡帕一起参加环法自行车赛。法国宣战之后，卡帕建议他去美国，并取得两人的签证。冉森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法国。德国占领时期的前两年，他在巴黎度过。依靠一位意大利记者的推荐，他为《时代画报》摄影部工作。但他仍然在一次突然逮捕时受到质询，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关在德朗西[4]集中营。他在那里一直被关到意大利驻法领事成功解救所有意大利侨民。然后，他逃往上萨瓦省，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回到巴黎后，他找到卡帕，陪他去了柏林。其后几年，他为玛格南摄影通讯社[5]工作。卡帕和科莱特·洛朗——就是我在冉森摄影室的墙上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位女友——这两人死后，他越来越内向。
我说出这些细节就感到局促不安，我可以想象，冉森要是看到这些事已写成白纸黑字，会有多么尴尬。他这个人话不多。他为了使别人把他忘记，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甚至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去了墨西哥，而且音讯全无。他常常对我说：“我到了那里之后，就给您寄一张明信片，把我的地址告诉您。”我等他寄来明信片，但一直没有等到。我不相信他的地址有朝一日会落笔成书。如果有这种事，我就会收到从库埃纳瓦卡[6]或其他地方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只写这两个字：保密。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收到。我只要看看他的一张照片，就能知道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拥有的品质，这种品质十分珍贵，但很难获得，那就是保持沉默。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把女友和我坐在长凳上拍的照片给了我。他问我以后打算做什么事，我回答他说：
“写作。”
这种工作在他看来无疑是“化圆为方”，这是他使用的术语。确实，人们用词语写作，而他寻求的却是沉默。但词语呢？在他看来应该是有趣的事，那就是能用词语来创造沉默。他哈哈大笑：
“好吧，您就试图去做这件事吧？我就指望您了。尤其是希望您不会因此而睡不着觉……”
他对我说，在所有印刷符号中，他最喜欢省略号。
[1]宝丽来相机是实时成像相机，1948年11月26日由宝丽来公司首次推出。
[2]安特卫普位于比利时北部，是全国第二大城市，现为欧洲著名艺术文化中心。
[3]菲格拉斯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北部城市。
[4]德朗西是法国塞纳-圣但尼省城市。
[5]玛格南摄影通讯社成立于1947年，旨在忠实呈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影像纪实，创办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新闻摄影师，如罗伯特·卡帕、布列松、乔治·罗杰、大卫·西蒙。“玛格南”本是一种大桶香槟酒名，当时的战地记者常在生还后与朋友喝这种酒庆贺。由罗伯特·卡帕用这种酒为摄影社命名。
[6]库埃纳瓦卡位于墨西哥南部，是莫雷洛斯州的首府。

3
◆◆◆ ◆◆◆
我对他提出问题，问他将近二十五年来拍了哪些照片。他对我指了指叠在一起的三只手提皮箱。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您要是感兴趣……”
他站起身来，用漫不经心的手势打开上面那只手提箱。手提箱装得满满的，有几张照片掉了出来。他甚至连捡也没去捡。他在箱子里翻寻，另外几张照片也掉了出来，散落在地上。他最终找到一本摄影画册，递给了我。
“拿着……我拍这些照片时，年龄跟您相差无几……这想必是唯一存世的一本……我送给您……”
这是《白雪和太阳》，由鸽舍出版社于一九四六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
我捡起落在地上的照片，放到手提箱里。我对他说，遗憾的是让这些照片这样散乱地放在一起，本应对这三只手提箱里的照片进行分类和编目。他用惊讶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您不会有时间……我下个月要去墨西哥。”
我还是可以设法把这件事办好。我白天没有其他任何事可做，因为我已辍学，我又赚了点钱，可以生活一年，靠的是出售一个被废弃的套间里的家具、绘画、地毯和书籍。
我决不会知道冉森对我的提议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他对此无动于衷。但他把摄影室的备用钥匙交给我保管，他不在时我就能来此继续我的工作。我往往独自待在这白色墙壁的大房间里。冉森每次回来，看到我都显出惊讶的样子。有一天晚上我在给照片分类，他坐在长沙发上，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最后，他对我提出这个问题：
“您为什么要做这事？”
那天晚上，他仿佛突然对我做这事感到困惑。我回答他说，这些照片有资料价值，因为它们是消失的人和物的证明。他耸了耸肩。
“看到这些照片，我无法忍受……”
他的口气变得严肃，我从未听到他用这种口气说话：
“您要知道，老弟，这每一张照片对我来说仿佛都是悔恨……最好一扫而光……”
他使用正宗的法国熟语，如“化圆为方”或“一扫而光”，语气就变得铿锵有力。
他当时四十四岁，我现在对他的思想状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他是想把“这一切”全都忘掉，想要患上遗忘症……但是，他的情绪并非总是这样。确实，在每张照片背面，他都写有详细说明，指出照片拍摄的日期，照片上男人或女人的名字，甚至加上某些评语。我对他指出了这点。
“我当时想必跟您一样细心……但我已发生很大变化，自从……”
电话铃响，他像平时那样对我说：
“您跟他们说我不在家……”
是女人的声音。她已好几次打来电话。是个名叫妮科尔的女人。
接电话的总是我。冉森甚至不想知道打来电话的人的名字。我想象他当时独自坐在长沙发的一端，听着在寂静中接连响起的铃声。

4
◆◆◆ ◆◆◆
有时，门铃响起。冉森请我决不要开门，因为“人们”——他使用这个模煳的词——进门后会在摄影室等他。每次门铃响，我都躲在长沙发后面，外面的人透过临街的玻璃门洞就不会看到我。突然，我感到自己是撬锁进入摄影室的，我担心按门铃的人会发现里面有个可疑的人，会到最近的警察分局去报警。
“最后的方阵”，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来跟他联系。确实，我发现总是同样几个人。那个妮科尔，还有“迈恩多夫夫妇”，就像冉森说的那样：男人或女人都要冉森“尽快回电”。我在一张纸上记下这些名字，并交给了他，尽管他对此毫不在乎。我在回忆别的事时想起这样一张纸，纸上写有妮科尔、迈恩多夫夫妇的名字，以及常常打电话来的其他两人的名字：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
冉森说“最后的方阵”，是因为他的朋友圈在前几年已逐渐缩小。我最终明白，罗伯特·卡帕以及不久后科莱特·洛朗的相继去世，使他的生活产生了裂痕。

5
◆◆◆ ◆◆◆
关于科莱特·洛朗，我知之甚少。她出现在冉森的许多照片上，但他提到她时总是语焉不详。
二十年后，我得知我小时候曾遇到过这个女人，我本来可以跟冉森谈谈她。但当时我没能在那些照片上认出她。她给我留下的只有一个印象、一种香味、褐色头发以及悦耳的声音，她当时问我上课是否很用功。就这样，有些巧合没有被我们看出，有些人曾在我们生活中多次出现，而我们甚至并未觉察到。
有一年春天，距离我认识冉森的那个春天很远，我当时十几岁，我跟母亲一起走，在圣纪尧姆街和圣日耳曼大道的街角遇到一个女人。我们走得很慢，我母亲在跟这个女人说话。她们说的话已消失在时间的长夜中，但我记得那阳光明媚的人行道和她的名字：科莱特。后来我听说她在国外旅行时死得不明不白，这使我感到震惊。要等到十几年后，我一生中的这两个时刻才联系起来：在圣纪尧姆街街角的那天下午和我去拜访冉森在弗鲁瓦德沃街的摄影室。从一处到另一处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在时间中并非是很长的距离……而这个联系，那就是科莱特·洛朗，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对冉森十分重要，她生前过着杂乱无章的生活。她年纪轻轻就来到巴黎，来自遥远的外省。
刚才，我试图想象她来到巴黎的第一天，我可以肯定，那天跟今天的日子相像，阵雨之后天气暂时晴朗。来自大西洋的风吹得树枝摆动，吹得雨伞上的布翻过来。行人都躲在一个个大门口。可以听到海鸥的叫声。沿着奥斯特利茨滨河街，明亮的阳光照在潮湿的人行道上和植物园的栅栏上。她第一次穿过这座被大雨洗刷过而又充满希望的城市。她刚到达里昂火车站。
?
还有一个回忆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也涉及科莱特·洛朗。我父母在那年夏天租下多维尔一幢有游廊的小平房，是在共和国大街附近。科莱特·洛朗一天晚上突然来到我家。她显得十分疲倦。她关在小客厅里，接连睡了两天。我母亲和我低声说话，以免把她吵醒。
她醒来的那天早晨，想带我去海滩。我走在她的旁边，在拱廊下走着。走到克莱芒·马罗书店，我们穿过马路。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但她不是继续笔直朝海滩走，而是把我带到王家旅馆。在旅馆门口，她对我说：
“你去问柜台前的先生，是否有科莱特的信……”
我走进门厅，含煳不清地问门房“是否有科莱特的信”。他似乎对我的问题并不感到意外。他递给我一只很大、很厚的栗色信封，信封上用蓝墨水写有她的名字：科莱特。
我走出旅馆，把信封交给她。她打开信封，朝里面看了看。我今天还在想，这信封里装着什么。
然后，她带我一直走到海滩。我们坐在太阳酒吧旁边的折叠式帆布躺椅上。那个时间，除了我们俩之外没有其他人。

6
◆◆◆ ◆◆◆
我买了两本清泉牌红封面练习簿，一本我保存，另一本给冉森，这样照片目录就有一个副本。我担心他去墨西哥旅行时，会因毫不在乎或心不在焉而把我的工作成果弄丢。因此，我情愿保存一个副本。今天，我翻阅这副本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如同在查看想象中照片的详细目录。如果连照片摄影者的命运也无法确切知道，那些照片的命运又是如何？冉森把这三只手提箱全都带走，还是在动身前把它们全部销毁？我问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三只手提箱，他就对我说，他觉得这些手提箱碍手碍脚，他尤其不希望有“多余的行李”。但他并未提出让我在巴黎保管这些手提箱。最好的结局是，它们放到今天，在墨西哥的某个市郊烂掉。
一天晚上，我在摄影室待的时间比平时要晚，这时他回来了，我感到惊讶，当时我把记在第一本练习簿上的照片目录誊抄在第二本练习簿上。他在我身后俯身观看：
“这是赐福般幸运的工作，老弟……您没有累坏吧？”
我听出他声音里有嘲讽的味道。
“如果我是您，我会把事情做得更加地道……我不会满足于两本练习簿……我会做一个索引，把这些照片上的人名和地名按字母表次序排列……”
他微微一笑。我张皇失措。我感到他在嘲笑我。第二天，我开始做索引，按字母表次序写在大记事本上。我坐在长沙发上，周围放着一叠叠照片，是我逐渐从三只手提箱里拿出来的，我依次写在两本练习簿和记事本上。这一次，冉森的微笑凝固在脸上，他十分惊讶地看着我。
“我当时是开玩笑，老弟……您对我的话却信以为真……”
我可没开玩笑。我承担这一工作，是因为我不希望人和物不留痕迹就消失殆尽。但我们是否下决心做这件事？而冉森也显出同样的担心。我查看我保存的目录，发现他的大量照片是在巴黎拍的，或者拍的是人像。他在巴黎拍的照片背面写有照片拍摄的地点，否则的话，这些地点我往往很难确定。照片上可看到楼梯、人行道边缘、街沟、长凳，还有贴在墙上或栅栏上被撕破的广告。他对秀丽的景色毫无兴趣，而只是听凭他个人的目光，我回忆起这目光中悲伤和关切的表情。
我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一张信纸，上面有冉森写的几条说明，都有标题：《自然光》。这是一家电影杂志请他写的一篇文章，因为他给六十年代初的几位年轻导演当过义务技术顾问，教他们使用战争期间美国新闻摄影师用的泛光灯[1]。这些说明为什么在当时使我印象深刻？从此之后，我发现要找到冉森所说的“自然光”是何等的困难。
他对我解释说，是他撕破了街上那些广告，这样，被最近的广告覆盖的旧广告就显露出来。他把广告的纸片一层层揭下，细心地依次拍摄照片，直至木板或石墙上只留下最后一层纸片。
我根据时间的先后给照片编号：
325 昂维耶热街的栅栏。
326 加尼耶-居伊街的墙。
327 洛赞街的楼梯。
328 水潭街的天桥。
329 冉森街的车库。
330 原雪松所在地，在阿尔丰斯·都德街和勒纳弗街的街角。
331 韦斯特曼街的坡道。
332 科莱特。奥德街。
我列出冉森拍的那些人像照的主人公名单。他跟他们攀谈是在街上，在咖啡馆里，或在散步时偶然遇到。
我今天散步一直走到卢森堡公园的橘园。我从栗树树荫下穿过，朝网球场走去。我在滚球戏场地前驻足。几个男子在争夺一局比赛的胜负。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个子最高的那个男子身上，他身穿白色衬衫。我想起冉森拍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我抄写在目录上的说明：米歇尔·L。帕西滨河街。日期未确定。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把肩肘支在大理石壁炉上，光线不大自然。
冉森清楚地记得拍这张照片的情况。他当时身无分文，罗伯特·卡帕跟三教九流都熟悉，替他找到一份十分轻松又报酬丰厚的工作。那就是到住在帕西滨河街的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去工作，那里摄影棚的摄影器材应有尽有。
冉森对套间的豪华、宽敞和大阳台感到惊讶。这个美国女人五十来岁，依然光彩夺目，可以当跟她做伴的法国青年的母亲。冉森将给他拍照。美国女人希望给这个“米歇尔·L”拍好几张照片，照片要有好莱坞摄影师的风格。冉森把聚光灯一一放好，仿佛他对这种工作十分熟悉。他生活了半年，用的是给“米歇尔·L”拍照所得的报酬。
我越是观察这个准备击球的男子，就越是确信他就是“米歇尔·L”。照片上使我感到惊讶的，是那双眼睛十分敏感，而且眼角朝太阳穴翘起，这使“米歇尔·L”的目光十分奇特，像是昆虫的复眼，并使人认为他的视角要比常人开阔。我面前的这个人，眼角也朝太阳穴翘起，身材也跟“米歇尔·L”相同。白衬衫使我觉得更加相像，虽说此人头发灰白，面孔臃肿。
场地用栅栏围住，我不敢跨越这道界线，打扰比赛。冉森给他拍照的“米歇尔·L”和今天玩滚球戏的人之间，有着四十多年的距离。
他走近栅栏，这时他的一个同伴击球。他背对着我。
“对不起，先生……”
我声音太轻，他没有听到。
“对不起，先生……我想问您一件事……”
这次我的声音要响亮得多，而且每个字都说得一清二楚。他转过身来。我挺直身子站在他的面前。
“您是否见到过摄影师弗朗西斯·冉森？”
他奇特的眼睛似乎在盯着地平线上某个东西看。
“您是说？”
“我想知道摄影师弗朗西斯·冉森以前是否给您拍过照？”
但在这时，其他人之间发生了争论。他们中的一个来到我们跟前：
“勒穆瓦纳……该你打了……”
现在，我感到他在朝旁边看，他不再看我。但是，他对我说：
“请原谅……我该上场了……”
他摆好姿势，把球击出。其他人齐声欢呼。他们把他团团围住。我不知道这种球戏的规则，但我知道他赢了这局。不管怎样，他已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1]泛光灯是一种可以向四面八方均匀照射的点光源。

7
◆◆◆ ◆◆◆
我今天后悔当初没有从三只手提箱里拿出几张照片。即使拿了，冉森也不会发现。另外，如果我请他把我感兴趣的照片都送给我，我敢肯定他会同意。
还有，在当时，人们决不会想到提出可能触犯隐私的问题。因此，我出于谨慎，没有跟他谈科莱特·洛朗。对这事，我也感到后悔。
我保存的唯一一张照片，恰恰是她的照片。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在十二年前曾见到过她，但她的脸应该还是会使我想起往事。
照片上有说明：科莱特，多瑙河村[1]十二号。晚上十点还是白天，是因为夏日制，这时已没有来往车辆，在我的想象中，只要我回到那些遥远的街区，就能找到我失去的那些人，他们仍在那里：多瑙河村、杨树地下信道[2]或科尔林园街[3]。她背靠一幢小屋的大门，双手插在雨衣口袋里。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有一种痛苦的感觉。早晨，你试图回忆起夜里的梦，但你想起的只有一些片段，你想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它们却消失得一干二净。我在另一种生活中见到过这个女人，我竭力回忆出来。有朝一日，我也许能打破沉默和遗忘的这层障碍。
[1]多瑙河村位于巴黎第19区布吕内元帅街。
[2]杨树地下信道在巴黎第13区克勒曼大道附近。
[3]科尔林园街是旧街名，在巴黎第17区东北部，离巴黎北郊近在咫尺。

8
◆◆◆ ◆◆◆
冉森来摄影室的次数越来越少。将近晚上七点，他给我打来电话：
“喂……是誊写人吗？”
他给我取了这个绰号。他问我是否有人按过门铃，他是否能安安静静地回来，而不会遇到不速之客。我请他放心。只有在下午一点左右，迈恩多夫夫妇打来过电话。不，没有妮科尔的消息。
“那么，我就过来。”他对我说。“马上过来，誊写人。”
有时，他过了半小时又打来电话：
“您肯定妮科尔不在附近？我真的可以回来？”
我于是中断自己的工作，又等他一段时间。但他没来。于是，我离开摄影室。我沿着公墓走在弗鲁瓦德沃街上。那个月树木已长出叶子，我担心这个妮科尔会躲在一丛树叶后面窥视路过的冉森。我仿佛看到她朝我走来，问我他在哪里。她也可能守候在通往左边人行道的两条小街的街角，远远地注视着我，希望我会把她带到冉森那里去。我脚步飞快地走着，不时悄悄地回头查看。起初，由于冉森对我说的情况，我把妮科尔看成一种危险。

9
◆◆◆ ◆◆◆
有一天下午，她来按摄影室的门铃，当时冉森不在，我突然决定给她开门。我感到尴尬的是，冉森不在时，我总是在电话里给她回答。
她在半开的门里看到我，一种意外而又不安的表情在目光里一闪而过。也许她一时间认为冉森已经搬离，现在住在摄影室的是新的房客。
我还是让她放下心来。不错，在电话里回答她的就是我。不错，我是弗朗西斯的朋友。
我让她进屋，我们都坐了下来，她坐在长沙发上，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她看到两本练习簿、大记事本、三只打开的手提箱和一叠叠照片。她问我是否在为弗朗西斯工作。
“我想给他拍的所有照片列一个目录。”
她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啊，对……您做得对……这样很好……”
一时间我们都感到拘束。她打破了沉默：
“您不知道他在哪里？”
她说这话的语调既腼腆又迅速。
“不知道……他来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
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香烟盒，打开后又关上。她盯着我眼睛看了一眼：
“您是否能帮我个忙，请他跟我最后见一次面？”
她短促一笑。
“您认识他已有很长时间？”我问她。
“有半年。”
我真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她是否跟冉森一起生活过？
她用好奇的目光环视四周，仿佛她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来此，仿佛她想看出室内的变化。她看上去大约二十五岁。棕发，眼睛呈浅色：淡蓝色或灰色？
“他这个人很奇特。”她说。“他对人很好，但会突然走掉……对您，他也是这样？”
我回答她说，我常常不知道他在哪里。
“两个星期来，他不想再见我，也不跟我打电话。”
“我不认为他是恶意。”我说。
“不是……不是……我知道……他不时会这样……他常常离开……他在装死……然后，他又现身……”
她从香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递给我。我不敢说我不会抽烟。然后，她也拿出一支香烟。她用打火机点燃我的香烟。我吸了一口就咳嗽了。
“这事您怎么看？”她突然问我。
“什么事？”
“他这种装死的嗜好？”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我说：
“这也许是因为他一生中的某些事件……”
我的目光转过来看着挂在墙上的科莱特·洛朗的照片。她也大约二十五岁。
“我也许打扰了您的工作……”
她正要起身离开。她或许会把手伸给我，当然还会告诉我一些关于冉森的新的没用的信息。我对她说：
“别走……您再待一会儿……谁知道呢……他也许马上就会回来……”
“您认为他看到我在这里会感到高兴？”
她对我微笑。这是她走进摄影室以后，第一次真正注意到我。在此之前，我处于冉森的阴影之下。
“您对此负责？”
“完全负责。”我对她说。
“那么，他可能会感到意外而又不满。”
“不会，我相信他看到您会十分高兴。他有自我封闭的倾向。”
我突然口若悬河，以掩盖我的腼腆和尴尬，因为她用浅色的眼睛盯着我看。我又说：
“如果有人逼他做事，他可能真的会装死。”
我把地上的两本练习簿和大记事本合上，把一叠叠照片放到一只手提箱里。
“您是怎么认识他的？”
“哦……偶然认识……就在这儿附近……在一家咖啡馆里……”
是否就在我和我女友遇到他的唐费尔-罗什罗广场那家咖啡馆里？
她皱了皱眉头，她眉毛棕色，跟浅色的眼睛形成对比。
“我知道他的职业之后，就请他给我拍照……我的工作需要照片……他把我带到这儿……他给我拍了很漂亮的照片……”
这些照片我还没有整理到。我最近整理的照片是一九五四年拍的。也许从那年起他没有保存任何照片。
“那么，如果我没有猜错，他雇用您当秘书？”
她仍然用清澈的眼睛盯着我看。
“完全不是。”我对她说。“他不再需要秘书。他做他这个行当的时间越来越少。”
前一天晚上，他请我到摄影室附近的小餐馆吃饭。他带着他的禄来福来相机。吃完饭，他把相机放在餐桌上，对我说已经结束，他不想再使用相机。他把相机作为礼物送给我。我对他说，这确实十分遗憾。
“要及时收手。”
他喝的酒比平时要多。吃饭时，他喝完一瓶威士忌，但几乎无法看出：只是目光有点模煳，语速比平时缓慢。
“如果我继续干下去，您就要做更多的编目工作。您不认为这样就够了？”
我送他回到拉斯帕伊大道的一家旅馆，他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他不想回摄影室。据他说，这“小妞”会在门口等他。确实，跟“他这种人”在一起，她是在浪费时间。
她坐在我面前，坐在长沙发上。已是晚上七点，天色渐暗。
“您认为他今天会来？”她问我。
我可以肯定不会来。他会独自在这街区吃晚饭，然后回到拉斯帕伊大道那家旅馆的房间。除非他马上打电话给我，约我在那家餐馆见面。如果我对他承认，这个妮科尔在这儿，他会有什么反应？他会立刻认为，她已拿起电话听筒。于是，他就会装出是从布鲁塞尔或日内瓦打来电话，他甚至会同意跟她说话。他会对她说，他在那里可能还要待一段时间。
但电话铃没响。我们面对面坐着，一声不吭。
“我还能等到他回来？”
“只要您想等到……”
房间里已是一片昏暗，我站起来去开灯。她看到我要按开关，就对我说：
“不……别开灯……”
我回来又坐在长沙发上。我感到她已忘记我在这儿。然后，她朝我抬起了头：
“我跟一个人住在一起，他十分嫉妒，如果看到这里有灯光，可能会来按门铃……”
我仍然默不作声。我不敢向她提出可以由我去开门，并向这位可能的来客解释说摄影室里没别人。
她仿佛猜出了我的想法，就对我说：
“他会把您推开，并进来核实我是否真的不在这儿……甚至会把您的脸打伤……”
“他是您丈夫？”
“是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冉森请她到这个街区的一家餐馆吃饭。她丈夫偶然看到他们。他直接朝他们的餐桌走来，用手背打她耳光。两记耳光，把她的唇角打出了血。但在冉森出手干预之前，他已走开。他在人行道上等候他们。他在他们后面跟梢，离他们很远，沿着把蒙帕纳斯公墓分成两半的那条街走，街道两边是漫长的树木和围墙。她跟冉森一起走进摄影室，她丈夫站在门外，站了将近一个小时。
她心里在想，自从那次不愉快的遭遇之后，冉森要跟她见面，就会感到犹豫不决。他是如此的冷静和洒脱，我在想，他那天晚上心里又会感到怎样的不安。
她对我解释说，她丈夫比她大十岁。他是哑剧演员，在当时所说的“左岸”酒吧演出。我后来看到过他两三次，他下午在弗鲁瓦德沃街熘达，想看看妮科尔有没有从摄影室出来。他神色傲慢地看着我。他头发棕色，身材高大，风度浪漫。有一天，我朝他走去：“您在找一个人？”——“我找妮科尔。”
这声音像在演戏，稍带鼻音。在他的风度和目光中，他装得跟演员杰拉·菲利普[1]有几分相像。他身穿黑色礼服，戴着没打结的长围巾。我对他说：“哪个妮科尔？妮科尔数不胜数……”
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朝唐费尔-罗什罗广场走去，步履做作，仿佛刚下舞台，长围巾随风飘荡。
她在半明半暗中看了看手表。
“好了……您可以开灯了……我们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他就要在‘逃学’演出？”
“逃学？”
“是一家酒吧的名称。他每天夜里要在两三家酒吧演出。”
他的艺名叫哑剧演员吉尔，演的一个节目用朱尔·拉福格[2]和特里斯坦·科比埃尔[3]的诗作为有声背景。他朗诵这些诗歌并录了音，因此观众每天晚上听到的是他的声音，而他则在月光般的灯光下演出。
她对我说，她丈夫十分粗暴。他想让她相信，一个女人如跟一位“艺术家”一起生活，就应该把“肉体和灵魂”都献给他。他常常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嫉妒得跟她大吵大闹，自从她认识冉森之后，这种嫉妒变得更加病态。
将近十点时，他将拿着手提箱离开逃学酒吧，前往隐士井街的老栅栏酒吧。手提箱里装着他唯一的道具：录有那些诗歌的磁带录音机。
据我看，冉森在哪里？我回答她说，我确实一无所知。一时间，为引起她的兴趣，我想要向她说出拉斯帕伊大道的那家旅馆，但我没说出口。她提出要我陪她到她的住所去。她最好还是在她丈夫到来之前回家。她又对我说起她丈夫。当然啰，她对他已毫无尊重可言，她甚至认为，他的嫉妒和他那“艺术家”的自命不凡实在滑稽可笑，但我清楚地感到她怕他。他总是在十一点半回家，看看她是否在家里。然后，他去最后一家酒吧演出，那家酒吧位于壕沟外护墙所在的街区。他在那里一直表演到凌晨两点，他非要妮科尔陪着他。
我们走在唐费尔-罗什罗大街的树木下面，她对我提出有关冉森的问题。我对她的回答含煳其辞：是的，他常因工作出差，他从不把他的消息告诉我。另外，他会突然来到，当天走掉。真像是一股穿堂风。她停下脚步，抬起脸看着我：
“您听着……有一天，他如果来摄影室，您能不能偷偷地给我打个电话？我会马上赶到……我相信他会给我开门。”
她从雨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片，向我借用钢笔。她写了她的电话号码：
“白天和夜里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通知我。”
“那您的丈夫？”
“哦……我的丈夫……”
她耸了耸肩。看来，这对她来说并非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她想要推迟她称之为“回到监狱”的时间，我们就转了一圈，穿过几条街道，这些街道使我今天想起能安心学习的外省：于尔姆、拉托、克洛德-贝尔纳、皮埃尔和玛丽·居里[4]……我们穿过在月光下显得凄惨的先贤祠广场，我一直不敢独自穿过这广场。几年前，我感到这街区空荡荡的，如同在宵禁之后。我经常梦见将近三十年前那天傍晚的情景。我在长沙发上坐下，坐在她旁边，却又十分疏远，仿佛坐在塑像旁边。她长时间等待着，也许已经石化。摄影室沐浴在夏日黄昏的光线之中。罗伯特·卡帕和科莱特·洛朗的照片已不在墙上。这里已不再有人居住。冉森去了墨西哥。而我们继续等待，但一无所获。
?
在圣女日南斐法山[5]的山麓，我们走进一条死胡同：苏格兰街[6]。这时已下起了雨。她在最后一幢住屋前停了下来。住屋的大门敞开着。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带我走进门口的过道。她没有按定时开关开灯。
过道左面第一扇门下面透出一道亮光。
“他已经来了。”她在我耳边低声说道。“我会被打一顿。”
她说出这种话，使我感到意外。这时雨下得越来越大。
“我甚至不能借给您一把伞……”
我眼睛盯着那道亮光。我怕看到他出来。
“您得待在过道里，等到大雨停了……我丈夫毕竟不认识您……”
她握着我的手。
“如果冉森回来，您立刻通知我……一言为定？”
她按下定时开关开灯，并把钥匙插进锁里。她最后看了我一眼就进去了，我听到她用不大镇定的声音说：
“你好，吉尔。”
对方默不作声。门又关上。在路灯熄灭之前，我看到他们的信箱设在过道墙上的其他信箱中间。上面用扭曲的红色字体写着：
妮科尔和哑剧诗人吉尔
响起一个家具倒下的声音。有个人撞到门上。听到妮科尔的声音：
“放开我……”
她像是在挣扎。对方仍然一声不吭。她发出沉闷的叫声，仿佛他掐住了她的喉咙。我心里在想是否要去干预，但我仍然一动不动地在黑暗中站着，站在门廊下面。雨水已在我面前的人行道中央积起一个水洼。
她叫道：“放开我”，叫得比第一次要响。我准备敲门，但门下的那道亮光没了。片刻之后，传来床绷的嘎吱声。然后是妮科尔的叹息声和沙哑的说话声：
“放开我。”
雨仍然在下，她则在断断续续地呻吟，我一直听到床绷的嘎吱声。后来下的就只有蒙蒙细雨。
我刚要跨出大门，只见路灯在我身后亮起。他们俩已在过道上，他手里拿着手提箱，左手搂着妮科尔。他们走了过去，她装出不认识我的样子。但走到街道尽头，她回过头来，对我悄悄做了个手势。
[1]法国男演员，长相俊美，曾出演过《红与黑》中的于连。
[2]拉福格（1860—1887），法国诗人。生于乌拉圭。先后在塔布和巴黎度过贫困的少年时代。后经作家布尔热推荐，于1881—1886年任普鲁士皇后奥古斯塔的侍读。1885年出版诗集《怨歌集》。1886年发表《月宫圣母仿效集》。27岁死于肺结核。其创作深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遗作有诗集《绝笔诗》和故事集《道德传奇》。
[3]科比埃尔（1845—1875），法国诗人。魏尔伦称其为“被诅咒的诗人”。着有诗集《黄色爱情》。
[4]这些街道均在巴黎第5区。
[5]圣女日南斐法山是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山丘，大部分位于巴黎第5区和拉丁区，圣雅各街和索邦大学坐落在该山北侧。
[6]苏格兰街在巴黎第5区。

10
◆◆◆ ◆◆◆
五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冉森在我工作时出其不意地来了。我跟他谈了妮科尔，他听时心不在焉。
“这姑娘讨人喜欢。”他对我说。“但我已是她父亲的年龄……”
他不大清楚她丈夫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想起那天晚上看到她丈夫在餐馆里打她耳光，一个哑剧演员竟如此粗暴，他感到十分惊讶。在他的想象中，哑剧演员的手势非常缓慢而又十分温柔。
我们俩都出了门，我们刚走了几步，我就在那条穿过公墓、两边有高墙的街道的街角看到一个身影，并认出是哑剧演员吉尔。他身穿黑色外套和长裤，白色衬衫的领口呈新月形，领子宽阔，盖住了外套的翻领。
“瞧……是个老相识。”冉森对我说。
他双臂交叉在胸前，等待我们走到他跟前。我们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往前走，装出没看到他的样子。他穿过马路，在我们走的那条人行道中央站住，两腿微微分开。他又把双臂交叉在胸前。
“您觉得是否应该打架？”冉森问我。
我们走到他跟前，他左右跳动，拦住我们的去路，像拳击手那样准备出击。我把他一推。他的左手机械地打在我的脸上。
“您过来。”冉森对我说。
他用手把我拉了过去。对方朝冉森转过身去：
“您这个摄影师，您等着我来收十您。”
他的声音如金属般清脆，发音像法兰西喜剧院的某些演员那样过于加重。妮科尔曾对我说，他也是喜剧演员，说他在演出用的录音带上录下的最后一段文字，就是阿尔弗雷德·雅里的《愚比王》[1]中很长的一段。看来他很喜欢这一段。这是表现勇敢的节目，也是他演出中最精彩的节目。
我们继续朝唐费尔-罗什罗广场走去。我回头看。远处，在阳光下，只能看到他黑色的外套和棕色的头发。是否在公墓附近？这身影有某种阴郁的色彩。
“他跟着我们？”冉森问我。
“是的。”
于是，他对我解释说，二十年前的一天，他在乔治五世地铁站的出口处遭到大搜捕，他当时坐在地铁车厢里，对面坐着一个棕发男子，身穿深色西式套装。他起初以为对方是普通乘客，但在几分钟后，那男子出现在一队警察之中，那队警察把他和十几个人带到拘留所。他曾模煳地感到那个人在地铁的过道里跟踪他。哑剧演员身上的黑色外套使他想起那个警察。
他一直跟踪我们，双手插在口袋里。我听到他用口哨吹着我小时候害怕的歌曲《有一艘小船》[2]。
我们在我第一次遇到冉森的咖啡馆露天座上坐下。那个人在我们旁边的人行道上停下，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冉森用手指给我指出那个人。
“他跟二十年前的那个警察一样无法摆脱。”他说。“另外，这也许是同一个人。”
阳光使我眼花缭乱。在强烈而又闪烁的阳光下，一个黑斑在我们前面晃动。它渐渐靠近。现在，哑剧演员吉尔在逆光中显现出来。他是否会用特里斯坦·科比埃尔的一首诗做背景，给我们演一出中国皮影戏般的哑剧？
他站在我们餐桌前面。他耸了耸肩，迈着高傲的步伐离开，朝唐费尔-罗什罗火车站走去。
“我离开巴黎的时候到了，”冉森说，“因为这一切已使人感到疲倦而又滑稽可笑。”
[1]雅里（1873—1907），法国作家。在高中求学期间，创作木偶喜剧《波兰人》，曾在剧院上演，塑造了“国王愚比”这一人物的雏形。所作散文体剧本《愚比王》借假想的波兰国王愚比的形象，讽刺法国政府的无能。此剧1896年在巴黎首演，引起轰动，从此愚比成为贪婪、残暴和无能的象征性人物。该系列剧作还有《愚比历代志》、《愚比龟》、《愚比囚》。在《愚比王》中，愚比原为军功卓著的上尉，在野心勃勃的老婆的鼓动下，推翻波兰国王温采斯拉斯，夺取王位，并杀死国王全家，只有王子布格雷拉斯得以逃脱。他还屠杀敢于反抗的贵族、法官和金融家。这时，俄国沙皇向波兰宣战，愚比率军出征，由其老婆摄政。但她随即被王子布格雷拉斯和起义的人民赶下台，逃入一个山洞，恰与战败的愚比重逢。两人逃到波罗的海，开始新的冒险。
[2]《有一艘小船》原为海员歌曲，19世纪改为轻喜剧歌曲，20世纪变成儿童歌曲。歌词内容大致如下：一艘小船开往地中海，不久后食物吃完，海员要吃小孩，结果奇迹发生，成千条鱼跳了上来，小孩因此得救。

11
◆◆◆ ◆◆◆
我逐渐想起这些细节，开始同意冉森的观点。在我经常跟他见面的那几个星期里，他想着十分遥远的那些人和物，但他的脑中只留下模煳的基准点和模煳的身影。而由于一种相互关联的现象，这些人和物在跟他接触后就不再确实可靠。哑剧演员吉尔及其妻子，今天是否可能还生活在某处？我徒劳地想要相信这事，并想象其后的情况，但对此并未信以为真：三十年后，我在巴黎遇到他们，我们三人都老了，我们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上，平静地回忆冉森和一九六四年春天的往事。这一切曾使我感到神秘莫测，却终会变得一清二楚乃至平凡无奇。
因此，在冉森动身前往墨西哥的前夕，他把几位朋友请到摄影室参加晚会，就是他笑着说的“告别酒会”……
回想起那次晚会，我感到需要留住一些离我而去的身影，把他们固定在一张照片上。但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的外形已渐渐模煳，而越来越多的怀疑也使他们的脸渐渐变形。三十年足以使证据和证人消失殆尽。另外，我当时就已感到，冉森和朋友之间的接触已经减少。他不会再去看望他们，他看来对此已毫无兴趣。而他们无疑对冉森的邀请感到意外，因为他早已音讯全无。谈话开始后就立刻默默无言。冉森似乎心不在焉，而他本应把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你会认为他们是碰巧聚集在一个候车室里。他们人数很少，这就更使人感到不自在：他们是四个人，坐的地方相距甚远。冉森放了一个碗橱，使那次晚会显得更加奇特。他们中不时有人站起来，走到碗橱前去倒一杯威士忌或拿一块咸饼干，而其他人都默不作声，走过去的人因此显得非同寻常地庄重。
应邀参加“告别酒会”的有迈恩多夫夫妇，他们五十来岁，是冉森的老朋友，因为我编目录时看到过一张照片，是他们在一座花园里跟科莱特·洛朗的合影。男的棕发，身材瘦长，面目清秀，戴着浅色眼镜。他说话的声音十分温柔，对我和蔼可亲，问我打算做什么工作。他是医生，但我觉得他不再行医。他妻子个子矮小，是棕发女子，头发盘成发髻，颧骨凸出，态度严肃，像是当过芭蕾舞老师，有点美国口音。其他两位客人是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冉森不在时，我曾多次接听他们的电话。
雅克·贝斯年轻时是个有才华的音乐家。欧仁·德克尔在空闲时画画，曾[1]。他原籍比利时，为谋生在B级英国影片[2]里扮演次要角色，因为他会讲两国语言。但这些事，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只是对他们进行观察，而没有去思考许多问题。和我同龄的青年往往会被奇特的社交聚会所吸引，而那个聚会，毕竟并不比其他聚会更加奇特。
晚会快结束时，气氛已经缓和。那时天还亮着，欧仁·德克尔想热闹一下，就提议到摄影室门外的长凳上去喝一杯。我们都走出门外，让摄影室的门半开着。弗鲁瓦德沃街上已不再有车辆驶过。我们听到树叶在春风中微微颤动，还听到远处传来的朝唐费尔-罗什罗广场驶去的车辆的嘈杂声。
德克尔拿来放有开胃酒的盘子。冉森走在他的后面，拖着摄影室里的一把扶手椅，把它放在人行道中央。他指着扶手椅请德·迈恩多夫夫人就座。冉森突然恢复了过去的模样，就像跟罗伯特·卡帕一起参加晚会时那样。德克尔手拿盘子，充当膳食总管。他棕发拳曲，脑袋像私掠船船长，你也会想到他常常参加动荡不安的晚会，那些晚会冉森跟我说起过，当时卡帕开着他的绿色福特车带他去参加过。晚会开始时的那种不自在感觉逐渐消失。德·迈恩多夫大夫跟雅克·贝斯坐在长凳上，用柔和的声音在跟他说话。德·迈恩多夫夫人、冉森和德克尔拿着酒杯站在人行道上，仿佛在参加鸡尾酒会，他们在继续谈话。德·迈恩多夫夫人最终坐在露天扶手椅上。冉森朝雅克·贝斯转过身来：
“你给我们唱《抢劫》？”
这首歌是雅克·贝斯在二十二岁时谱写的，公众曾因为这首歌对他产生关注。他甚至仿佛是新一代音乐家的领军人物。
“不，我不想唱……”
他露出伤心的微笑。他早已不再谱曲。
现在他们的声音在安静的街道上混杂在一起，其中有德·迈恩多夫大夫十分温柔和缓慢的说话声，他的妻子严肃的说话声，德克尔常常大笑的说话声。只有雅克·贝斯面带微笑，一声不吭地坐在长凳上听迈恩多夫说话。我稍稍待在一旁，朝把公墓分成两半的那条街道的入口处观望：也许哑剧演员吉尔将会现身，站在远处，双臂交叉在胸前，认为妮科尔会来看我们。但没有出现。
一时间，冉森走到我跟前说：
“怎么？满意吗？今晚真好……生活为您而开始……”
确实如此：我以后还有一个个漫长的年月。
[1]我后来得知，雅克·贝斯曾为让-保罗·萨特的《苍蝇》谱写总谱，为影片《安特卫普的黛黛》作曲。我找到的他最后的两个地址是：巴黎（第18区）埃热西普-莫罗街15号，以及沙耶市镇（卢瓦-谢尔省）谢奈城堡，电话：27。欧仁·德克尔曾多次开过画展。他于1977年在巴黎去世。他生前的地址：巴黎安茹滨河街25号。——作者注
[2]B级影片指低成本影片。

12
◆◆◆ ◆◆◆
冉森曾多次对我说起迈恩多夫夫妇。罗伯特·卡帕和科莱特·洛朗去世后，他常常去看望他们。德·迈恩多夫夫人是神秘学和招魂术的信徒。我找到了德·迈恩多夫大夫在那“告别酒会”上给我的名片：亨利·德·迈恩多夫大夫，巴黎第16区里贝拉街十二号，电话：奥特伊28-15，以及福松布罗纳市镇（塞纳-马恩省），磨坊。他在空闲时间研究古希腊，写过一本论述俄耳甫斯[1]神话的小书[2]。
冉森曾在几个月里参加德·迈恩多夫夫人组织的招魂术活动。就是让死者说话。我对这种活动有着本能的疑虑，感到十分怀疑。但我知道，冉森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需要寻求这种安慰。我们想让死者说话，特别希望死者真的能回来，不只是在我们梦中回来，在梦中他们在我们身边，却又如此遥远，如同不在那里……
据他所说，他之所以认识迈恩多夫夫妇，并不是在花园里给他们和科莱特·洛朗拍照的时候，而是要早得多。他在十九岁时遇到他们。后来战争爆发。德·迈恩多夫夫人是美国籍，她和丈夫就去了美国，把他们在巴黎的套间和乡间住宅的钥匙交给冉森，冉森在德国占领时期的头两年就住在这乡间住宅里。
我常常在想，迈恩多夫夫妇本来能向我提供冉森最详细的情况。他离开巴黎时，我已完成我的工作：我收集的有关他的材料，都记在清泉牌红色练习簿上，还有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索引，以及他好意送给我的摄影画册《白雪和太阳》。是的，如果我想写一本关于冉森的书，我就必须见到迈恩多夫夫妇，并记下他们的见证。
[1]俄耳甫斯是希腊神话中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曾随伊阿宋觅取金羊毛，借助音乐战胜困难。妻子欧律狄克死后，他追到阴间，冥后普西芬尼为其音乐感动，答应让他把妻子带回人间，条件是他在路上不得回顾。将近地面时，他回看妻子是否跟随其后，致使欧律狄克重坠阴间。
[2]亨利·德·迈恩多夫《俄耳甫斯和俄耳甫斯崇拜》，巴黎，沙漏出版社，1949年。——作者注

13
◆◆◆ ◆◆◆
十五年前，我翻阅红色练习簿，发现里面夹有德·迈恩多夫大夫的名片，就拨了他的电话号码，但这已是“空号”。这位大夫未列入那年的电话号码簿。为了弄清情况，我去了里贝拉街十二号，门房对我说，她不知道这幢楼里有这个姓的人。
六月的那个星期六，暑假临近，天气晴朗，当时大约是下午两点。我独自一人在巴黎，还要度过漫长的白天，却又没有确切的事情要做。我决定前往大夫名片上塞纳-马恩省的地址。当然啰，我可以从有关材料中得知，是否有一个姓迈恩多夫的人仍住在福松布罗纳市镇，这样的话，就能给他打电话，但我情愿亲自去当地核实。
我乘上地铁，一直乘到里昂站，然后买了一张乘到福松布罗纳的郊区线路的票。要在默伦[1]换车。我乘坐的车厢空无一人，而我能在白天找到一件事干，可以说十分开心。
在默伦车站等待开往福松布罗纳的轨道车时，我的情绪有了变化。中午过后的太阳，稀少的乘客，以及去拜访我只是在十五年前见过一次的这对夫妇，他们也许已经消失，或者已把我忘记，这些都突然使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们两个人在轨道车里：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拿着一只食品袋，坐在我的对面。
“天哪……真热……”
我听到她的声音，就放下心来，但感到意外的是，这声音如此清晰，而且略有回声。软垫长椅的皮面发烫。车厢里没有一点阴影。
“福松布罗纳很快就到了吗？”
“是在第三站。”
她在食品袋里寻找，最终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一只黑色钱夹。她一声不吭。
我真想打破沉默。
她在第二站下了车。轨道车又开了，我感到惊慌。我从此独自一人在车厢里。我怕轨道车不断加快速度，把我拖进一次没有终点的旅行。但车放慢了速度，在一个米色墙壁的小站前停了下来，我看到站台上用石榴红写有福松布罗纳这几个字。车站里的售票窗口旁边有个书报亭。我买了一份日报，核对了当天的日期，并看了大标题。
我问书报亭的男子，是否知道有个屋子名叫磨坊。他对我说，要沿着村子的主乾道走，一直走到森林边缘。
乾道两边的住屋，因怕阳光，百叶窗都关着。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我独自站在这陌生的村子中央，我本该感到担心。乾道现在变成十分宽阔的林荫道，两边植有悬铃木，树叶几乎没让阳光射入。寂静，纹丝不动的树叶，我踩在光斑上面，使我又产生梦幻般的感觉。我再次看了拿在手上的报纸的日期和大标题，这样我才可以和外界联系起来。
左边，正是在森林边缘，有一座围墙和一扇绿色的门，门上用白漆写有磨坊二字。我离开低矮的围墙，来到林荫道另一边，以便能看到屋子。这屋子看来由好几个连在一起的屋架体构成，但丝毫没有乡村风格：游廊、巨大窗户和屋子正面的常春藤，看上去像是建有游廊的平房。废弃的花园又成了林中空地。
围墙跟乾道构成直角，在森林边缘的小道上又延伸了一百来米，上面有好几座花园住宅的大门。磨坊旁边是一座白色别墅，形如碉堡，上面有几扇玻璃观景窗。它和小道之间设有白色栅栏，植有女贞树树丛。一个戴草帽的女人在修剪草坪，我听到打破寂静的马达声，感到松了口气。
我等她走近栅栏门。她看到我后，关上割草机的马达。她脱掉了草帽。是个金发女子。她走过来打开栅栏门。
“德·迈恩多夫大夫是否仍住在磨坊？”
我困难地说出这句话的所有音节。这些音节发出怪怪的声音。
金发女子看着我，显出惊讶的神色。我的声音、我的局促不安和“迈恩多夫”的发音显得有点失礼和庄重。
“磨坊早已无人居住。”她对我说。“至少我住这屋子时已无人居住。”
“是否能到里面看看？”
“得要去问看管的人。他每星期来三次。他住在沙伊昂比埃[2]。”
“您是否知道主人现在哪里？”
“我觉得他们住在美国。”
这样的话，迈恩多夫夫妇很可能还健在。
“您对那屋子感兴趣？我可以肯定那屋子要出售。”
她让我走进她的花园，随后把栅栏门关上。
“我在为曾住在这里的一个人写一本书，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住处。”
我再次感到自己的语调过于庄重。
她带我一直走到花园里面。一道栅栏区隔开了磨坊那废弃的花园。栅栏上有个大洞，她给我指了指：
“去那边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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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像在做梦。她的声音是如此温柔，眼睛如此明亮，又显得如此殷勤……她走到我跟前，我心里突然在想，是否有必要像她说的那样“去那边”，在一座被废弃的屋子周围游荡，而不是跟她待在一起，对她有更多的了解。
“您去那边时，是否可以把您的报纸借给我看？”
“当然可以。”
“是想看电视节目。”
我把报纸递给她。她对我说：
“您慢慢看。您别担心。我给您望风。”
我从栅栏的洞里钻了过去，走进一块林中空地。我朝屋子走去。我往前走着，林中空地渐渐让位于一块荒废的草坪，中间有一条砾石小路穿过。磨坊从门口那边看去，也像建有游廊的平房。左边，屋子延伸为一座小教堂，门已拆除，成了一座车库。
底楼的百叶窗全关着，一扇落地窗的两块绿色门心板也关着。两棵高大的悬铃木相距十来米，其树叶交杂在一起，形成绿色天棚，使我想起南方某座城市的林荫道。太阳十分烤人，树荫突然使我有凉爽的感觉。这里正是冉森给科莱特·洛朗和迈恩多夫夫妇拍合影照的地方。我认出了那两棵悬铃木，以及右面那口有石井栏的井，井栏上覆盖着常春藤。我在红色练习簿上记下：“迈恩多夫夫妇和科莱特·洛朗在福松布罗纳拍的照片。有树荫。春天或夏天。日期未确定。”我曾问冉森，照片是哪一年拍的，但他耸了耸肩。
屋子朝右面凸出，底楼一扇窗的百叶窗开着。我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阳光在里面的墙上留下点点光斑。墙上挂着一幅画：德·迈恩多夫夫人的肖像画。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张桃花心木书桌，我看到书桌后有一把皮面扶手椅。还有两把相同的扶手椅放在窗边。右面的墙上有书架，下面放着一张面料为丝绒的长沙发。
我真想撬锁进入这个房间，里面因年长日久渐渐积起灰尘。冉森以前想必常坐在里面的扶手椅上，我想象他将近黄昏时在阅读书架上的一本书。他是跟科莱特·洛朗一起来这里的。后来，德·迈恩多夫夫人也许是在这间书房里让死者说话。
在那里的草坪上，金发女子已重新开始干活，我听到平静而又令人放心的马达声。
[1]默伦是法国塞纳-马恩省城市。
[2]沙伊昂比埃是法国塞纳-马恩省市镇，位于枫丹白露森林边缘。

14
◆◆◆ ◆◆◆
我再也没有重返福松布罗纳。十五年后的今天，我猜想磨坊已经出售，迈恩多夫夫妇则在美国某地度过余生。应邀参加冉森的“告别酒会”的其他人，我最近没有听到消息。一九七四年五月的一天下午，我在佳音大道跟雅克·贝斯迎面相遇，是在体育场剧院前面。我向他伸出了手，但他并未看到，也没有认出我，就态度生硬、目光迷惘地走开了，只见他翻领呈深灰色，已有好几天没刮胡子。
几个月前的一天深夜，我打开电视机，当时正在播放一部英国侦探系列片，改编自莱斯利·查特里斯的《圣徒》[1]，我感到意外的是看到欧仁·德克尔在剧中演出。这场景是在六十年代的伦敦拍摄的，也许就在德克尔来参加“告别酒会”的那一年和那个星期。屏幕上，他穿过一家旅馆的前厅，我心里在想，这确实奇怪，你可以从一个一切业已消除的世界转入另一个摆脱了地心吸力、你永远悬在空中的世界：弗鲁瓦德沃街的那次晚会，除了我记忆中的微弱回音之外已荡然无存，从这次晚会跳转到胶片上留存的几个时刻，胶片里的德克尔将穿过一家旅馆的前厅，而且永远如此。
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在冉森的摄影室里，像过去那样坐在长沙发上。我看着墙上的两张照片，突然发现科莱特·洛朗和我当时的女友长相相似，我感到惊讶，我是跟女友在一起时遇到冉森的，我也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我相信她跟科莱特·洛朗是同一个人。相隔的年代遥远，前景也因此变得模煳。她们都是褐色头发、灰色眼睛。而且名字相同。
我走出摄影室。天色已黑，我感到意外。我想起当时是十月或十一月。我朝唐费尔-罗什罗广场走去。我将在蒙苏里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跟科莱特以及其他几个人聚会。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在那里聚会。而在我的梦中，我肯定那天晚上能在客人中见到雅克·贝斯、欧仁·德克尔、德·迈恩多夫大夫和他的妻子。
我觉得弗鲁瓦德沃街似乎没有尽头，仿佛距离在无限伸展。我担心会迟到。他们是否会等我？人行道上铺满落叶，我沿着蒙苏里公园的围墙和蓄水池的斜坡草地行走，我想象那里面是死水。一种想法伴随着我，起初模煳，后来越来越清晰：我名叫弗朗西斯·冉森。
[1]查特里斯（1907—1993），华裔英国侦探小说家和剧作家。他于1928年塑造西蒙·坦普勒这一人物，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为S.T.，故称为Saint（圣徒）。1962年拍摄名为《圣徒》的电视系列片，由罗杰·摩尔扮演圣徒。

15
◆◆◆ ◆◆◆
冉森离开巴黎前夕，我中午来摄影室整理手提箱里的照片。他突然出走，没有任何预兆。他曾对我说七月底前他不会离开。几天前，我把练习簿和索引的副本交给了他。他先是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拿：
“您认为我现在非常需要这些东西？”
然后他翻了翻索引。他仔细看了其中一页，有时大声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仿佛想要回忆起叫这个名字的人的脸。
“今天这样够了……”
他勐地把索引合上。
“您出色地完成了誊写人的工作……我祝贺您……”
这最后一天，他走进摄影室，意外地看到我在整理照片，他又对我表示祝贺：
“一位真正的档案管理员……博物馆应该聘用您……”
我们到街区的一家餐馆去吃午饭。他带着他的禄来福来相机。吃完饭，我们沿着拉斯帕伊大道走，他在布瓦索纳德街街角的旅馆前停下脚步，旅馆孤零零地耸立在美国中心的外墙和树木旁边。
他一直后退到人行道边上，对这家旅馆的正面拍了好几张照片。
“我到巴黎后曾住在这里……”
他对我说，他到巴黎的那天晚上病倒了，在房间里待了十几天。他当时由一个奥地利难民照料，此人名叫滕嫩特大夫，跟妻子一起住在旅馆。
“我当时给他拍了张照片……”
我当天晚上进行了核实。我已按时间先后在清泉牌红色练习簿上给所有照片编目，这张照片在目录的开头列出：
1.滕嫩特大夫及其妻子。卢森堡公园。一九三八年四月。
“但我还没有这家旅馆的照片……您可以把它加在您的目录里……”
他请我陪他在右岸走走，他要在那里找“某个东西”。他起先想在拉斯帕伊站乘地铁，但看了地图之后得知，乘到巴黎歌剧院要多次换车，他就决定乘出租车去那儿。
冉森请司机把车停在意大利人大道的和平咖啡馆旁边，他指了指咖啡馆的露天座对我说：
“您在那儿等我……不会等很长时间……”
他朝奥贝尔街走去。我沿着大道走走。自从我父亲每星期天下午带我去和平咖啡馆之后，我再没有去过那家咖啡馆。出于好奇，我就去看看，我们在那些星期天称体重的自动秤，不知是否还放在大旅馆门前。是的，磅秤还在原处。于是，我不禁站在上面，把一个硬币塞到投币口里，等待粉红色小卡片掉落下来。
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独自坐在和平咖啡馆露天座上，那些顾客都挤在一张张餐桌周围。是因为六月的太阳、来往车辆的嘈杂声、树木的叶子——树叶的绿色和店铺正面的黑色形成鲜明的对照——以及我听到的邻座外国顾客的声音？我感到自己也是迷失在一座陌生城市的旅客。我盯着粉红色小卡片看，仿佛它是最后一个能使我确定身份的物证，但这卡片使我更加感到不自在。它使我想起我一生中一个遥远的时代，我很难把那个时代跟现在联系起来。我最终在想，我是否小时候跟父亲一起来过这里。我渐渐麻木、遗忘，就像那天我被小型卡车撞倒后失去知觉如同睡着那样，当时有人用棉花球在我脸上涂了乙醚。再过一会儿，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周围的那些外国人中无人能告诉我。我试图从麻木中恢复过来，眼睛盯着粉红色小卡片看，上面印着我的体重：七十六公斤。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抬头观看，但阳光耀眼。
“您脸色苍白……”
我看到冉森像中国皮影戏的人物。他在餐桌旁跟我面对面坐了下来。
“是因为天气热。”我模煳不清地说。“我刚才觉得不舒服……”
他给我要了一杯牛奶，给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忌。
“喝吧。”他对我说。“喝了会好的……”
我慢慢地喝冰镇牛奶。确实，我周围的世界逐渐恢复其原貌和色彩，仿佛我在调节望远镜，看到的景象就越来越清晰。冉森在对面关切地看着我。
“别担心，老弟……我也常常会有掉入黑洞的感觉……”
?
一阵微风吹拂着树叶，树荫在我们脚下有清凉的感觉，冉森和我沿着林荫大道走着。我们走到协和广场，走进香榭丽舍大街旁的花园。冉森用他的禄来福来相机拍了几张照片，但我几乎没有发现。他悄悄地朝齐腰的相机取景框看了一眼。但我知道，他每张照片都拍得恰如其分。有一天，我对他这种装出的潇洒感到惊讶，他就对我说，必须“不声不响地抓住事物，否则它们就会熘掉”。
我们在一张长凳上坐下，他一面说话，一面不时站起来，在一只狗、一个孩子走过或一道阳光出现时按下按钮。他把双腿伸直后交叉在一起，耷拉着脑袋，仿佛昏昏欲睡。
我问他在拍什么。
“我的鞋。”
我们从马蒂尼翁大街走到圣奥诺雷区。他把玛格南摄影通讯社所在的那幢楼指给我看，他提出我们可以在隔壁的咖啡馆里喝一杯，他以前常跟罗伯特·卡帕去那家咖啡馆。
我们坐在里面的一张餐桌旁，他又给我要了一杯牛奶，给他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忌。
“我是在这家咖啡馆里认识科莱特的。”他突然对我说。
我很想问他一些问题，跟他谈论她的几张照片，我已在红色练习簿上为这些照片编目：
科莱特，多瑙河村十二号。
撑阳伞的科莱特
科莱特。庞普洛纳海滩。
科莱特。瀑布街的楼梯。
我最终说：
“很遗憾，我没能在当时认识你们……”
他对我微微一笑：
“但您当时还在吃奶瓶呢……”
他指了指我拿在手里的牛奶杯。
“您等一下……别动……”
他把禄来福来相机放在桌上，按下按钮。现在这张照片就在我旁边，在他那天下午拍的所有照片中间。我抬起的手臂和握着杯子的手指在背光中显现出来，可看到后面有咖啡馆开着的门、人行道和沐浴在夏日阳光中的街道，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和我曾在科莱特·洛朗的陪伴下走在相同的阳光中。
?
晚饭后，我陪他回到摄影室。我们兜了很大一个圈子。他对我说的话比平时要多，并首次对我确切地提出事关我未来的问题。他对我当时的生活条件感到担忧。他回忆起他在我这个岁数时在巴黎过着不稳定的生活。遇到罗伯特·卡帕使他得救了，否则的话，他也许没有勇气从事他的职业。另外，是卡帕把从事这种职业的方法教给他的。
已过了半夜十二点，我们还坐在迈内大街的一张长凳上交谈。一只指示犬[1]独自在人行道上走着，走得很快，它走到我们跟前用鼻子嗅着。它没戴颈圈。它似乎认识冉森。它跟着我们一直走到弗鲁瓦德沃街，先是离得很远，后来又走到近前，在我们旁边走着。我们走到摄影室门口，冉森在各个口袋里寻找，但没有找到钥匙。他显得疲惫不堪。我觉得他当时喝得太多。我给他开了门，用的是他交给我的备用钥匙。
他在门口跟我握了手，并用庄重的口吻对我说：
“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他用有点模煳的目光盯着我看。他关上了门，我没来得及对他说，那只狗已跟着他熘进了摄影室。
?
第二天，我在将近十一点时打电话到摄影室，但没人接。我发出冉森和我约定的信号：在铃响三次后挂上电话，然后再次拨号。我决定去那里把整理照片的工作了结掉。
跟平时一样，我用备用钥匙打开门。那三只手提箱消失了，消失的还有挂在墙上的科莱特·洛朗的照片以及冉森和罗伯特·卡帕的照片。在低矮的桌子上，有一卷待冲洗的胶卷。我在那天下午拿到德朗布尔街的商店去冲洗。几天后我去那家商店，看到在交给我的纸袋里放有我们在巴黎散步时冉森拍的所有照片。
我清楚地知道，从此之后，不必再等他了。
我在中二楼的壁橱里寻找，但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件衣服，也没有一只鞋子。床上的被单和被子已被拿走，床垫上空无一物。烟灰缸里没有一个烟蒂。不再有酒杯和威士忌酒瓶。我活像一个警探，在搜查一个长期受到追查的嫌疑犯的摄影室，我心里在想，搜查毫无用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人曾住在这里，连一个指纹也没有。
我坐在长沙发上，一直等到五点钟，同时在查看红色练习簿和索引。看来冉森已带走练习簿和索引的副本。也许妮科尔会来按门铃，我必须对她说，从此之后，我们等待冉森只会白等一场，一位考古学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会看到我们俩坐在长沙发上变成了木乃伊。弗鲁瓦德沃街将会是考古发掘的地方。在蒙帕纳斯公墓的角上，将会发现哑剧演员吉尔变成了塑像，还会听到他心脏的跳动。而放在他身后的磁带录音机，将会放出他用金属般清脆的声音录下的一首诗：
魔鬼和奇迹
阵风和潮汐[2]……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昨晚一直跟着我们并在冉森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熘进摄影室的指示犬后来怎样了？他是否把狗带走了？今天我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在想，那只狗是否是他养的。
?
我后来回到过摄影室，是在傍晚时分。阳光的最后一个光斑仍滞留在长沙发上。四壁之间热得透不过气来。我把门上的玻璃窗稍稍打开。我听到树叶的飒飒声和街上行人的脚步声。我感到惊讶的是，来往车辆的嘈杂声在唐费尔-罗什罗广场那边已经消失，仿佛冉森留下的人去屋空的感觉如同同心圆的波浪一样向外扩散，仿佛巴黎渐渐人迹稀少了。
我心里在想，他为什么没有把他要走的事告诉我。但有几个迹象清楚地暗示他即将离开：他拍摄了拉斯帕伊大道那家旅馆的照片，他散步一直走到圣奥诺雷区，是要指给我看玛格南摄影通讯社以前所在的大楼，以及他常跟罗伯特·卡帕和科莱特·洛朗一起去光顾的那家咖啡馆。是的，他在我的陪伴下对他年轻时的圣地进行最后一次朝圣。在摄影室里面，暗房的门半开着。冉森给我女友和我洗照片的那天下午，黑暗中亮着红色小灯。他戴着橡皮手套站在水槽前。他把一张张底片递给我。我们回到摄影室时，阳光照得我晃眼。
我没有怨恨他。我甚至对他十分理解……我记住了他的一些行事方式和我熟悉的一些性格特点。他曾对我说：“别担心，老弟……我也常常会有掉入黑洞的感觉……”我无法预测未来，但从这时起过了三十年，在我活到冉森的年龄之后，我就不会再接听电话，而会像他那样，带着一只像幽灵般的狗，在六月的一天晚上离去。
[1]一种狗的品种。
[2]这是雅克·普雷维尔的诗《流沙》的前两行，收入《白话诗集》（1946）。这首诗曾由法国作曲家莫里斯·蒂里耶谱曲。

16
◆◆◆ ◆◆◆
三年后六月的一天晚上，正是他离开的周年纪念日，我非常想念冉森。不是因为这周年纪念日。而是一家出版社刚同意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在我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放着一封对我宣布这一消息的信件。
我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冉森曾担心我的未来。今天，有人已使我确信，我的书将在不久后问世。我最终走出了模煳不清、变化不定的时期，那个时期，我是在混日子。我真希望冉森在我身边，分享我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坐在邻近弗鲁瓦德沃街的一家咖啡馆露天座上，一时间，我想要去按响摄影室的门铃，仿佛冉森仍在那里。
他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这第一本书？我没有遵守他在我们谈论文学的那天给我下达的要沉默的指令。他一定会认为这本书实在太啰嗦。
他在我这个年龄，已拍了几百张照片，其中一些照片汇编成《白雪和太阳》。
那天晚上，我翻阅了《白雪和太阳》。冉森曾对我说，他对这个不痛不痒的书名不负责任，书名是瑞士出版社自己选定，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
我把书一页页翻过去，越来越感到冉森想要传达的意思，感到他也在善意地挑动我用文字来暗示：要沉默。书中前两张照片都有同样的说明：在一百四十号。它们展现了巴黎市郊一处住宅楼群在一个夏日的景象。院子里空无一人，楼梯进口也没有人。所有窗口都没有一个人影。冉森对我解释说，跟他同龄的一个同伴曾住在那里，他是在德朗西集中营认识此人的。意大利领事馆把冉森从集中营救出来时，这个同伴请冉森去那儿把他的情况告诉他的父母和一位女友。冉森去了“一百四十号”，但他同伴指定的三个人一个也没有找到。解放后，他于一九四五年春天又去了那里。白跑了一趟。
他不知所措，就拍了这两张照片，至少要在胶片上留下他的同伴及其亲人住过的地方。但是，阳光下的院子、街心花园和空无一人的住宅，他们不在那里成为了一个无法弥补的事实。
摄影画册中，后面那些照片是在两张“一百四十号”照片之前拍的，拍的时候冉森正在上萨瓦省避难：一片雪地，其白色跟天空的蓝色形成对照。斜坡上几个黑点想必是滑雪者，一个架空索道像玩具那样大，还有天上的太阳，跟“一百四十号”照片上的太阳一样，也是无动于衷。透过这雪地和这太阳，隐约产生空虚和无人的感觉。
冉森有时也拍摄近景，植物、蜘蛛网、蜗牛壳、花卉和在草丛中间快速爬动的蚂蚁。你可以感知到，他把目光专注在一个确切的点上，而不去想别的东西。我回想起我们坐在长凳上的时刻，当时是在香榭丽舍大街旁的花园里，他交叉着双腿，在拍自己的鞋子。
然后又是阳光下永远雪白的山坡，法国南部的一条条小街和一个个空无一人的广场，有几张照片都有同样的说明：七月的巴黎，在我出生的那个七月，这座城市仿佛已被抛弃。但是，冉森为了跟这种空虚和抛弃的感觉进行斗争，他想到可以截取下巴黎的田园风貌：防风林，沟渠，悬铃木树荫下的路面，沙罗纳街的圣日耳曼钟楼[1]，瀑布街的楼梯……他在寻找已然失去的纯真，以及为幸福和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设置的背景，但在那里，人们已不能继续幸福地生活。
[1]这座教堂位于布莱兹广场4号，在巴黎第20区。教堂所在地原为沙罗纳村。

17
◆◆◆ ◆◆◆
他认为摄影师什么也不是，应该融入背景之中，隐匿身影，以便更好地工作，并如他所说，截取自然光线。你甚至不再听到禄来福来相机的咔嚓声。他真想把自己的相机隐藏起来。他的朋友罗伯特·卡帕之死，据他说正好可以用这种愿望或诱惑来解释，那就是一劳永逸地融入背景之中。
昨天是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我走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从以前的卢森堡火车站一直走到波尔-罗雅尔大道旁的公园[1]。一群散步者挤在公园的栅栏门前，但在我走的地方已经没有人了。有一天下午，在同一条人行道上，冉森指着一家书店给我看，书店在这条大道和鲁瓦耶-科拉尔小街的街角上。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那家书店参观了画家沃尔斯[2]的摄影展。他认识了这位画家，像欣赏罗伯特·卡帕那样欣赏他。他曾到卡西斯[3]去拜访沃尔斯，沃尔斯在德国占领法国初期在那里避难。是沃尔斯教他拍摄自己的鞋子。
冉森在那天让我注意矿业学校的建筑物正面，在人这样高的地方，有一块被子弹打过的痕迹。边上有一块裂开的铜牌，有点风化，上面写着：让·蒙瓦利埃·布洛涅，二十岁，巴黎解放的当天在此地被枪杀。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姓使我想起曾跟一位金发姑娘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的湖里划过船，以及在河畔和山谷旁举行的一次乡间野餐，那位金发姑娘和几位朋友都来参加，这一切都在八月的一天下午清楚地展现在一堵墙前。
然而，在那个星期一，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那块铜牌消失了，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和冉森一起来到这个地方的那天下午，冉森没有给这个布满弹痕的墙面和这块铜牌拍一张照片。要是拍了，我就会把这张照片登记在索引簿上。但在这时，我突然无法确定，是否有过这个名叫让·蒙瓦利埃·布洛涅的人，再说，我什么都无法确定。
我穿过栅栏门前的人群走进公园。所有的长凳和椅子都有人坐着，条条小路都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年轻人坐在栏杆上和通向中央水池的一级级台阶上，他们人数众多，你无法走进公园的这个部分。但这并不重要。我很高兴消失在这群人中，用冉森的话来说，是融入这个背景。
还有足够大的地方，有二十厘米左右，我可以坐在长凳的末端。我的邻座不用相互挤一下给我留点空当。我们坐在栗树的树荫下，就在维莱达[4]的白色大理石塑像旁边。我后面的一个女子在跟一位女友聊天，她们的话使我感到安慰：说的是有个苏珊，嫁给了一个雷蒙。雷蒙是罗贝尔的朋友，而罗贝尔是其中一个女子的兄弟。起初，我试图集中注意力去听她们说话，并记住一些细节，我就可以用作依据，逐渐弄清罗贝尔、苏珊和雷蒙的命运。谁知道呢？出于偶然的机会，而我们又永远无法知道偶然性的无数组合，也许苏珊、罗贝尔和雷蒙有一天曾在街上跟冉森迎面相遇？
我昏昏欲睡。一些词语仍通过阳光下的迷雾传到我的耳边：雷蒙……苏珊……利夫里-加尔冈[5]……起初……眼睛模煳……尼斯附近的滨海埃泽……狄德罗大道[6]的消防队驻地……小路上的人流使我更加沉入这种半睡半醒状态。我想起冉森的看法：“别担心，老弟……我也常常会有掉入黑洞的感觉……”但在这时，这甚至不再是一个“黑洞”，而是我十九岁时在和平咖啡馆露天座上感到的那种。我就这样逐渐失去身份，我几乎对此感到宽慰。我还听到几个词语，这两个女子的声音变得更加温柔，更加遥远。阿莱堡[7]……追求艳遇……我出于好意，把后面一个词变成……沙漠旅行[8]……周游世界……
我即将在这公园里消失，消失在复活节后星期一的人群中间。我失去了记忆，我不再能很好地理解法语，因为我近旁的这两个女子的话，现在到了我耳边只是象声词语。我三十年来的努力，就是为了干份职业，使我的生活走上正轨，竭力尽善尽美地说出和写出一种语言，以便对我的国籍确信无疑，所有这些努力现在突然松懈了。结束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刚才，我熘出了这个公园，朝一个地铁站走去，然后朝一个火车站和一个港口走去。在栅栏门关闭时，公园里只剩下我刚才穿的雨衣，这时卷成一团，放在长凳上。
[1]指卢森堡公园。卢森堡火车站位于圣米歇尔大道。冉森沿着大道走到其南端，走到蒙帕纳斯大道的东端和波尔-罗雅尔大道的起点。
[2]原名阿尔弗雷德·奥托·沃尔夫冈·舒尔策（1913—1951），德国艺术家、画家。风格与超现实主义相近，被认为是欧洲抒情抽象艺术的先驱和欧洲点彩派画法与非形象派艺术的重要代表。Wols（沃尔斯）系根据Wolfgang Schulze（沃尔夫冈·舒尔策）的前几个字母合成。
[3]卡西斯是法国罗讷河口省城市，近地中海。
[4]维莱达是韦斯巴芗统治时期的日耳曼女预言家，曾促使巴达维亚人首领基维利斯在公元69—70年发动反对罗马帝国的暴动。
[5]利夫里-加尔冈是法国塞纳-圣但尼省城市。
[6]狄德罗大道在巴黎西部的第12区。
[7]阿莱堡是法国埃松省市镇，在巴黎以南42公里。
[8]原文为caravane（沙漠旅行队），跟cavaleur（追求艳遇的人）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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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冉森离开前的最后几天，他似乎比平时更加心不在焉，更加忧心忡忡。我对他说话，他没有回答。或者是我仿佛中断了他的思路，他感到一惊，彬彬有礼地请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一天晚上，我把他送到拉斯帕伊大道的旅馆，因为他睡在摄影室的日子越来越少。他对我指出，这家旅馆离他刚到巴黎时住的旅馆只有一百来米，而走完这短短的距离，他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他的脸显得忧郁，我清楚地感到他想要对我吐露什么隐情。最后他决定说了出来，但又说得吞吞吐吐，他的话含煳其辞，仿佛他说法语有困难。据我理解，他曾去过比利时和意大利领事馆，以获取他的出生证明书和其他证件，以备他离开时用。错乱就此出现。安特卫普是他出生的城市，但有人曾把另一个弗朗西斯·冉森的身份证转交给意大利领事馆，而此人已经去世。
我猜想他曾在摄影室打电话，以打听这个同姓同名人的其他情况，因为我在为照片编目的练习簿的衬页上看到，他用几乎无法辨认的潦草字迹，用意大利语写下一段文字，仿佛是在别人口述时写的：“Janson Francis, nato a Herenthals in Belgio il 25 aprile 1917. Arrestato a Roma. Detenuto a Roma, Fossoli campo. Deportato de Fossoli il 26 giugno 1944. Decenduto il luogo e data ignoti.（弗朗西斯·冉森，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于比利时赫伦塔尔斯[1]。在罗马被捕。关押在罗马福索利战俘营[2]。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从福索利被押送到集中营。死于该地，时间不详。）”
那天晚上，我们从他的旅馆前面走过，朝蒙帕纳斯十字路口走去。他已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对我说，一些年月过去之后，我们接受了一种真相，这种真相我们以前已预感到，但因不在意或怯懦而对自己隐瞒：一个弟弟、一个化身替我们死去，死在一个不详的时间和地点，他的幽灵最终跟我们混杂在一起。
[1]赫伦塔尔斯是比利时安特卫普省城市。
[2]福索利战俘营设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摩德纳省卡尔皮市，该市位于摩德纳市北部15公里处。这个战俘营于1942年由意大利人设立，后被纳粹德国党卫队用来安置将被押送到奥斯威辛、达豪等集中营的囚徒。

译后记
译后记
《狗样的春天》叙述一个将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和一个有才华的摄影师冉森的故事。叙述者在十九岁时认识摄影师弗朗西斯·冉森，那是在一九六四年春天，在唐费尔-罗什罗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冉森先在咖啡馆里给叙述者及其女友拍照，然后请他们到街上去拍，是为了给一家美国杂志的文章提供照片。
叙述者及其女友把冉森送到他在弗鲁瓦德沃街的摄影室。宽敞的摄影室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科莱特·洛朗的大照片，另一张是冉森和朋友罗伯特·卡帕的照片，一九四五年八月摄于柏林。壁炉旁叠放着三只手提皮箱。
将近三十年后，叙述者于一九九二年初春又想起冉森，准备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就记下他收集到的有关冉森生平的情况：他一九二〇年生于安特卫普，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他和母亲是意大利国籍。他在布鲁塞尔求学，于一九三八年来到巴黎，后认识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法国宣战之后，卡帕建议他去美国，冉森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法国。德国占领时期，他为《时代画报》摄影部工作，在一次大逮捕时被捕，因是犹太人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后被意大利驻法领事成功解救。战争结束后回到巴黎，为玛格南摄影通讯社工作。卡帕和科莱特·洛朗死后，他越来越内向。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去了墨西哥，从此音讯全无。
冉森把他在二十五年里拍的照片都放在三只手提箱里。他从上面那只手提箱里取出题名为《白雪和太阳》的摄影画册送给叙述者。叙述者觉得这些照片散乱地放在手提箱里可惜，提出要给照片编目，后又加做索引，并且一式两份。
当时，常常有朋友打电话来要跟冉森联系，他们是妮科尔、迈恩多夫夫妇、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但冉森不愿接他们的电话。
科莱特·洛朗对冉森十分重要，但叙述者对她知之甚少。但在二十年后，他想起曾见到过这个女人。一次是在他十几岁时，在圣纪尧姆街和圣日耳曼大道的街角见到。另一次是在他童年时代，科莱特一天晚上突然来到他父母在多维尔租下的一座小平房，在那里连续睡了两天，醒来后带叙述者去了海滩，途中去了一下王家旅馆，拿到寄给她的一只厚厚的大信封。
有一天，叙述者在散步时走到卢森堡公园的滚球戏场地，看到玩滚球戏的一个男子跟冉森拍的一张照片上的米歇尔·L相像。他拍这张照片，是在帕西滨河街的一个富裕的美国女人家里。玩滚球戏的男子跟米歇尔·L一样，也是眼角朝太阳穴翘起，目光十分奇特。叙述者问他是否认识冉森，但对方没有回答。
一天下午，妮科尔来按门铃，叙述者突然决定让她进来。她大约二十五岁，希望叙述者能让她和冉森最后见一次面。她丈夫比她大十岁，是哑剧演员，十分善妒。一次他看到妻子跟冉森在一家餐馆吃饭，就走过去打了她两记耳光。他的艺名叫哑剧演员吉尔，演的一个节目用朱尔·拉福格和特里斯坦·科比埃尔的诗作为有声背景。他朗诵诗歌并录了音，因此演出时观众听到的是他的声音。
五月的一天下午，冉森和叙述者出去散步时遇到哑剧演员吉尔，吉尔一直跟踪他们。冉森二十年前曾在地铁里被一个警察盯梢，后在乔治五世地铁站的出口处遭到逮捕。吉尔身穿黑色外套，使他觉得他和那个警察也许是同一个人。
冉森动身前往墨西哥的前夕，把几位朋友请到摄影室参加他说的“告别酒会”。应邀参加“告别酒会”的有迈恩多夫夫妇，有一张照片是他们在一座花园里跟科莱特·洛朗的合影，其他两位客人是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雅克·贝斯年轻时是有才华的音乐家，欧仁·德克尔曾在B级英国影片里扮演次要角色。晚会快结束时，他们到门外去喝酒交谈。
冉森常跟叙述者谈起迈恩多夫夫妇。德·迈恩多夫夫人是神秘学和招魂术的信徒，冉森曾在几个月里参加她组织的招魂术活动。叙述者为了解冉森的情况，想要见到迈恩多夫夫妇。他在十五年前六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乘地铁到福松布罗纳市镇去找他们，找到了他们那座称为磨坊的住宅。叙述者看到了他们跟科莱特·洛朗合影的地方，但屋子已空无一人，主人已迁居美国。
参加“告别酒会”的其他二人，叙述者没听到消息。一九七四年五月的一天下午，他在佳音大道体育场剧院前跟雅克·贝斯迎面相遇，向他伸出了手，但对方并未看到，就目光迷惘地走开了。几个月前的一天深夜，他在电视里观看一部英国侦探系列片，意外看到欧仁·德克尔在剧中演出。
冉森离开巴黎前夕，跟叙述者到街区的一家餐馆去吃午饭。他对着一家旅馆拍了几张照片，并对叙述者说，他到巴黎的那天晚上病倒了，在这家旅馆的房间里待了十几天，由一个名叫滕嫩特大夫的奥地利难民照料。他们后来走到玛格南摄影通讯社所在的那幢楼，冉森以前常跟罗伯特·卡帕光顾隔壁的那家咖啡馆。
晚饭后，叙述者陪冉森回到摄影室，但他们兜了很大一个圈子，所以过了午夜还坐在迈内大街的一张长凳上交谈。一条指示犬独自在人行道上走着，似乎认识冉森，一直跟着冉森和叙述者，在冉森进屋时熘进了摄影室。
第二天，叙述者来到摄影室，看到里面空无一物，只留下一个待冲洗的胶卷，是冉森在前一天散步时拍的照片。
三年后六月的一天晚上，正是冉森离开的周年纪念日。叙述者非常想念冉森，因为一家出版社刚同意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他翻阅冉森的《白雪和太阳》，越来越感到冉森在善意地挑动他用文字来暗示：要沉默。书中前两张照片的说明都是“在一百四十号”。那是他在集中营的一个同龄同伴以前的住处。冉森被救出后，这同伴请冉森把他的情况告诉他的父母和女友，但冉森去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他们，就拍了这两张照片。
有一天下午，冉森让叙述者注意矿业学校正面的一块铜牌，是为了纪念在巴黎解放那天被枪杀的青年让·蒙瓦利埃·布洛涅。但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叙述者看到铜牌消失了。他感到遗憾的是，冉森没有给这块铜牌拍一张照片。
冉森离开前，曾去比利时和意大利领事馆，以获取他的出生证明书和其他证件。但他意外地获悉，有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出生在比利时，在罗马被捕，被押送到集中营，并死于该地。这时，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正如本书结尾所说：“一个弟弟、一个化身替我们死去，死在一个不详的时间和地点，他的幽灵最终跟我们混杂在一起。”
看到书名中的“狗”字，你会认为狗在小说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初步的印象会因引语中保尔·艾吕雅的诗句而加深。不久后，冉森说当时是“狗样的春天”，这话既重复前面两次出现的“狗”，又引出冉森在其后常常说的“在那个季节”，而这只神秘的犬只是到最后才出现。
也许可以认为，这狗的形象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保罗·格林斯（Paul Gellings）认为，流浪狗的存在暗指流浪的犹太人。玛丽·米盖-奥拉尼耶（Marie Miguet-Ollagnier）和凯文·特尔福德（Kevin Telford）则把它比作希腊神话中守护冥府的三头狗，而居伊·诺伊曼（Guy Neumann）研究了莫迪亚诺作品中的其他狗，认为总的来说，狗是莫迪亚诺需要安全和归属的文字表达，因为狗是忠诚的同义词。艾伦·莫里斯（Alan Morris）撰文[1]认为，小说《狗样的春天》中的狗和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 1909—1984）的影片《克兰先生》（Monsieur Klein，1976）中的狗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很迟出现（121页的法文版小说中出现在第101页，115分钟的影片中出现在第87分钟），出现时都没有系绳（莫迪亚诺的狗没戴颈圈，罗西的狗是丢失的狗），都立刻在街上遇到新主人，并被新主人接受，而且它们的主人在不久后就离开了（小说第107页和影片第96分钟）。莫迪亚诺的狗是指示犬，指出已是幽灵般的冉森最后将会消失（引语中已有暗示：“所有的狗都闲得发慌/因为主人已经离开”），罗西的狗显然是阿尔萨斯的狗（克兰先生是阿尔萨斯人），而法国人知道，德国牧羊犬并非是友好的表示，也不会安慰越来越受到维希当局怀疑的克兰先生，而他也在犹太人克兰被捕的第二天即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冬季自行车赛场的大逮捕时被捕，虽说他不是犹太人，仍跟犹太人一起被送往集中营。
小说和影片中的狗虽说有不同之处（莫迪亚诺的狗在午夜后出现，罗西的狗则在早晨出现），但由于小说和影片都涉及身份和死亡的问题，并且都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因此两者之间就显得更加相似。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画商罗贝尔·克兰从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那里低价收购名画。一次在送顾客出门时，看到自己的邮件里有一份《犹太人信息报》，从而发现订阅者中有个跟他同名的犹太人，而且此人参加抵抗运动，在一次秘密携带炸弹企图炸毁盖世太保机关的行动中失败。他竭力证明自己的清白，却越来越受到怀疑，结果跟犹太人克兰一样也被逮捕。《狗样的春天》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一九六四年，但小说中出现“战争”、“德国占领”、“碉堡”这样的词，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小说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另外，冉森曾在一次大逮捕时被捕，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的同伴曾住在“一百四十号”，后遭到杀害。还有矿业学校正面的那块铜牌，是为纪念在巴黎解放的那天被杀害的二十岁青年让·蒙瓦利埃·布洛涅。在小说的结尾还谈到，冉森曾去过比利时和意大利领事馆，以获取他的出生证明书和其他证件。但他得知有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在罗马被捕后关押在集中营，并死于该地。
从这部小说开头几页起，人和物都是成双成对，或者几乎都是如此。摄影室有备用钥匙。一本练习簿和一本索引都另抄副本，而冉森看起来像是卡帕的一种化身，哑剧演员吉尔身穿黑衣，像是曾盯梢冉森的警察。莫迪亚诺在此也有两种含义的身份：其一是使一种事物跟另一种事物相同，其二是使每个事物都独一无二。因此，这本书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匿名的叙述者，他把对摄影师弗朗西斯·冉森的种种回忆汇集成书，另一个是冉森，他在一九六四年跟叙述者交往了三个月之后前往墨西哥，从此音讯全无。
冉森和叙述者交往的那个“狗样的春天”，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在一个季节的时间里，叙述者编写了冉森所有照片的目录，而冉森则对他提出技术性的忠告：“截取自然光线”，“融入背景之中”，“要能够及时收手”，等等。这两个人相差二十五岁，也就是整整一代。因此，这是个父子关系的故事，是从一个结束职业生涯的人转到一个即将开始职业生涯的人的故事。一个人在销声匿迹之前说出自己的处世之道，另一个人把他的经验记下，并在二十八年后讲述他导师的故事，以介绍他的经验。因此，《狗样的春天》可以当作诗艺来阅读。
“截取自然光线”是弗朗西斯·冉森提出的首要规则。你也许会认为，这规则是要我们用日光拍摄，而不用闪光灯。恰恰相反，莫迪亚诺指出，冉森曾教年轻导演如何使用从美国引进的泛光灯。换句话说，他在向他们表明，如何使用人工的方法，以便更好地产生自然的印象。
这个经验，作者在书中可说是用得得心应手。小说中的一切都使人对这个弗朗西斯·冉森的存在信以为真，因为有确切的细节和日期。书中一些人物是真实的，如摄影师罗伯特·卡帕、音乐家雅克·贝斯和演员欧仁·德克尔，还有治疗过法国画家苏蒂恩（1893—1943）的奥地利大夫滕嫩特。也不能忘记叙述者，他生于七月，跟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相像，于是，你就会想到，莫迪亚诺确实在一九六四年认识冉森，又在一九九二年想起冉森。然而，这些真实的印象如同泛光灯产生的效果，是人工的效果。小说中的弗朗西斯·冉森并不存在，只是作者杜撰的人物，主要借鉴于画家和摄影师沃尔斯以及作者的父母：莫迪亚诺的父亲是意大利裔犹太人，差一点像冉森那样流亡墨西哥，母亲来自安特卫普，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
莫迪亚诺把一位摄影师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和“自然光线”的颂扬者并非事出偶然。他在小说出版前几年发表的一篇采访录中说，光线的问题一直在他“脑中萦绕”。他对伦勃朗的画《夜巡》很感兴趣，感兴趣的还有欧根·许夫坦（Eugen Schüfftan, 1893—1977）等摄影师。关于这位摄影师，莫迪亚诺指出：“我曾读到一位德国摄影师的话，他说眼睛很奇特，不是被明亮的区域吸引，而是被黑暗所吸引，因为眼睛需要休息……我在写作时常常想到这点……我在写作时总是感到，为了经受住压力，必须要有像空旷区域那样的匮乏，就像模煳的事物，就像阴暗的区域。”[2]
在书中，冉森如同莫迪亚诺，熟练地戏耍着阴暗和明亮。书中依次谈到一个阴暗的角落、中国皮影戏、树荫、明暗对比、暗房、黑洞、黑斑、阴沉的脸，某些段落则使读者的眼睛停留在更阴暗的区域，特别是战争和集中营。
《狗样的春天》的叙述者对冉森的回忆，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叠合现象”：一九九二年四月，就是他写作的年月，突然间跟他遇到摄影师的一九六四年四月叠合在一起，更奇特的是，将跟未来的其他四月叠合。莫迪亚诺展现时间上的这种叠合，并非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迷惘青春咖啡馆》里，这个题材以尼采的轮回论出现。但在《狗样的春天》中，叠合是整部书的商标。每个人都跟一个或几个不同时代的其他人叠合在一起。
科莱特·洛朗是冉森的女友，是否跟叙述者在十岁时遇到的科莱特·洛朗是同一个人？她跟罗伯特·卡帕认识的女演员科莱特·洛朗又有什么关系？叙述者的女友，他在梦中也叫她科莱特。作者写道：“我可以肯定，她跟科莱特·洛朗是同一个人。”
米歇尔·L曾做过冉森的摄影模特儿，四十年后叙述者看到在玩滚球戏的勒穆瓦纳，他们是否是同一个人？还有真正的米歇尔·勒穆瓦纳，即长着杏眼的B级电影的演员？同样，在提到勒内-路易·拉福格创办的逃学酒吧之后，又提到同姓但姓中少了个f的诗人朱尔·拉福格。
叠合现象最终出现在弗朗西斯·冉森身上。他在小说的开头部分被说成是卡帕的一种化身。卡帕是匈牙利摄影师，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Endre Friedman），他于一九三五年决定杜撰传说，说美国有个声誉卓著的摄影记者，名叫罗伯特·卡帕。在其后几个月，弗里德曼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神奇的卡帕。这样，冉森就成了化身的化身。而在本书结尾，他又跟一个同姓同名的人混淆起来。至于叙述者，他很想跟弗朗西斯·冉森相像，以致梦想自己名叫弗朗西斯·冉森。
在《狗样的春天》中，普遍的叠合使身份无法确定。此外还有时间使外形渐渐变得模煳，而怀疑也使他们的脸渐渐变形。让·蒙瓦利埃（Monvallier）·布洛涅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在巴黎解放的那天被杀害的。让·蒙瓦利埃（Montvallier）-布洛涅是法国内地军的军人，死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3]纪念他的铜牌确实存在，但在小说中却消失了，因此这青年的存在无法确定。
冉森的工作，如同叙述者和莫迪亚诺的工作，是用图像或文字保存过去的痕迹，并保存会被遗忘或被混淆的人和物的记忆。冉森在街上把贴在一起的广告一层层揭下，细心地依次拍摄照片，叙述者则把这些照片编目，并按字母表的次序做出索引，而作者保存了对雅克·贝斯、欧仁·德克尔、科莱特·洛朗以及让·蒙瓦利埃·布洛涅的记忆。
弗朗西斯·冉森承认，表达沉默，暗示不在，是他用照片来达到的目的。解放后不久，他拍摄了巴黎郊区一幢住宅的照片，他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时的一个同伴以前住在那里。冉森用这张照片保存对一个人的记忆，同时也表明此人已不在那里。
莫迪亚诺也照此办理。他用文字提起不在的那些人，特别是他的弟弟。鲁迪的名字并未说出，但仍可从两句话中看出。一句在第一章：冉森被介绍为“卡帕的一种化身，或者不如说是受卡帕保护的弟弟”。另一句在最后一章：“一个弟弟、一个化身替我们死去，死在一个不详的时间和地点，他的幽灵最终跟我们混杂在一起。”整部小说都夹在这两句构成的交错配列法（一个化身，一个弟弟/一个弟弟，一个化身）之间，处于“弟弟”的阴影之中。在这两句话之间，还有重要的第三句，谈到招魂术和没能把妻子欧律狄克从地狱里救出的俄耳甫斯的神话：“我们想让死者说话，特别希望死者真的能回来，不只是在我们梦中回来，在梦中他们在我们身边，却又如此遥远，如同不在那里……”
在莫迪亚诺看来，作家这份工作从字面上和隐喻上看都像拍照，使一些人出现/消失在一些书中。冉森的摄影哲学十分简单：“他认为摄影师什么也不是，应该融入背景之中，隐匿身影，以便更好地工作，并如他所说，截取自然光线。”他为自己描绘的形象，不由使人想起《暗店街》开头的那个幽灵般的“我”（“我什么也不是。那天晚上，我只是咖啡馆露天座上的一个淡淡的身影”），以及在德国占领时期的巴黎寻找朵拉·布吕代的“我”（“我当时什么也不是，我跟那天黄昏和那些街道混杂在一起”）。《环城大道》有结尾但并未结束：“这种人他看到过几十个，他们把胳膊肘支在酒吧台上遐想，然后就消失了。无法回想起所有的脸。总之……不错……如果我要这张照片，他就会给我。但我年轻，我最好还是想想未来。”
翻译《狗样的春天》前，征求了摩纳哥朋友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Christiane Blot-Labarrère）及其丈夫安德烈·Z·拉巴雷尔（André Z. Labarrère）的意见。他们认为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却是莫迪亚诺的重要作品之一，值得翻译。后又看到伽利玛出版社于二〇一三年五月出版的《莫迪亚诺小说集》，收入十部小说，其中有《地平线》和这部《狗样的春天》，并认为这些小说是莫迪亚诺其他作品的“脊梁骨”。译完《狗样的春天》后，初步印象是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作家而写，但无法写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因此就想阅读介绍莫迪亚诺及其作品的著作。拉巴雷尔夫妇推荐《揭秘莫迪亚诺》（Dans la peau de Patrick Modiano）（直译为《在莫迪亚诺的皮囊中》，德尼·科纳尔着，法亚尔出版社，2011年1月），网上一查，是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推荐的著作。本书责编黄雅琴很快搞到这本书，我在该书第二十五章中找到对《狗样的春天》的详细分析。另外，她还给我提供了去年十月出版的法国《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的莫迪亚诺专刊，以及艾伦·莫里斯的文章。我则购买了去年十月出版的布吕诺·布朗克曼（Bruno Blanckeman）的著作《阅读莫迪亚诺》（Lire Patrick Modiano,阿尔芒·科兰出版社）。以上分析系参考上述著作和文章写成。翻译中的理解问题，均由拉巴雷尔夫妇解答，特别是他们查出了书中引用的两首诗的出处，并根据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巴黎地图，查到了书中提到的一些旧街名。对他们的热情相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二〇一五年一月于海上凉城
[1]文章题为《一条狗丢失，找回了两条：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狗样的春天〉和约瑟夫·罗西的〈克兰先生〉》，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刊《法国研究报道》，2005年1月，第4—7页。
[2]参见《摄影杂志》，第40期，1990年。
[3]历史上的确有抵抗纳粹的战士叫让·蒙瓦利埃-布洛涅（Jean Montvallier-Boulogne），而莫迪亚诺借叙述者之口说出的人名是让·蒙瓦利埃·布洛涅（Jean Monvallier Boulogne）。两者读音几乎没有区别，莫迪亚诺用这种似是而非的方式模煳了现实和虚构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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